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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灾群众需要稳定持续的心理支撑

时间:2018-01-09新闻来源:互联网

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张 凯

  大地震对人的心理、情绪有广泛而持续的影响。1994年1月17日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,洛杉矶泰晤士报(1994年1月26日)报道,震源地附近居民有四分之一出现了失眠恐惧和极度的不安情绪。日本学者发表的统计数据表明,阪神(1995年)大地震9年后,有相当一部分人,在当时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,至今仍然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部分症状。这说明大地震对人们的长期影响也不容忽视。

  据国外的救援组织统计,灾后主动要求心理干预的人较少,比起精神上的支持,人们更容易接受物质上的援助。针对这种情况,心理干预时可以考虑一般干预(masscare)、个别干预(privatecare)和特殊干预(specialcare)多种方式相结合。干预者应主动去关心那些一反常态,情绪不稳定,抑郁,焦虑,烦躁易怒,悲观绝望,兴趣消失,自闭倾向,判断能力下降,缺乏积极的生活态度,不良嗜好加重,社会功能减退的人。参与救助的人也会受到二次伤害而出现情绪变化,同样需要心理干预。灾后初期,人们关心的大多是身心健康问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当抢救被困群众的工作告一段落,生存者陆续住进帐篷后,新的问题接踵而来。生活环境的改变,对避难生活的不适应,长期疲劳和压力的蓄积,也会产生不少心理问题。

  除创伤后应激障碍外,抑郁症的发病与恶化也不容忽视。普通的生活事件即可诱发抑郁症或加重抑郁状态,何况是地震这种特大灾难。大地震和接连不断的余震可视为一个超强超长时间的应激源,使得下丘脑-垂体-肾上腺轴处于极度的应激状态,继而引发负反馈调控系统失去功能。心理干预与精神科治疗不能脱节。人们在脱离危险后,恐怖感减弱,精神麻痹渐渐解除,随之而来的是情绪高昂,兴奋,话多,或出现带有攻击性的言行。创伤后应激障碍多伴有其他精神障碍,如酒精依赖,神经症等。当前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,药物仍然占有重要地位,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精神科医师介入的必要性。

  幸存者在灾后组织起来,创建了新的生活环境。在这个生活圈里,不论性别、年龄,不论灾前的社会地位高低,大家齐心协力,互相帮助,住进同样的简易房,平均分配生活物资。这种理想的生活状态有人称之为灾后乌托邦。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有序展开,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,生活秩序的逐渐恢复和国内外救援者的相继撤出,受灾群众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,他们面临着社会角色转换的新压力。这是一个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时期。意识到这种可能性,我们就应该建立长效的心理干预机制,培养当地的心理干预队伍,给受灾群众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理环境,帮助他们重建精神家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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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谈到地震后的心理干预时,人们常提起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概念。在创伤后应激障碍(Post-traumaticStressDisorderPTSD)概念形成以前,国外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弹恐怖症(shellshock),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神经症(warneurosis)和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集中营症候群(concentrationcampsyndrom)有过报道。

  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回的士兵中,相当一部分人患有类似炮弹恐怖症和战争神经症等精神后遗症,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。在这一背景下,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念终于在1980年DSM-Ⅲ《美国精神障碍和统计手册》中出现,并且在诊断上对创伤经历,侵入性症状,回避及精神麻痹,警觉性增高及病期都有严格的规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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